邓小平的“家书”故事
一张张纸，一支支笔，一段段文字，笔墨达意，洋洋洒洒。这里有孩子最真挚的话语，这里有父母最殷切的期望……无论怎样的文字，在这儿都携带着一种无穷的能量，它的名字叫“爱”。让爱在耳畔流淌，欢迎走进“午间美闻”之“家校共育”。
家书最能体现家风，但是我们好像很少见过邓小平的家书，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近邓小平的“家书”，看看邓小平到底写了些啥。
与父母：扔了两个反封建的“炸弹”
1920年7月，16岁的邓小平怀抱“工业救国”的理想，离开了家乡广安，赴法勤工俭学。
初到法国，邓小平频繁与家人通信，讲述自己学习、生活情况。后来，邓小平在巴黎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并在执委会做宣传干事，编辑《赤光》杂志。他既是杂志的“油印博士”，也亲自操笔写作辩论文章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。邓小平还把《赤光》寄回家，将革命的火种传播给万里之外的家人。
随着革命实践活动的深入，邓小平的思想发生变化，他的家书也让保守的家人吃惊起来。据他的弟弟邓垦说，后来邓小平给家里写过一封长信，扔下了两个“炸弹”：一是要求退婚，二是自己参加了革命不能回家。据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写的《自传》中回忆：自己一岁时候，父母做主给他订了一门娃娃亲，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，接连写了若干封信向父母请求退婚。“不两月后，父亲的回信到了，大骂我这种行为是不孝，是大逆，并且说：‘倘故意违拗，家庭与汝从此脱离关系任其所为可也。’”收到父亲的信后，邓小平再次回信，执意退婚，家里只好默认。后来邓小平的娃娃亲对象唐氏由邓小平的父母做主，以邓家女儿的身份出嫁了。
1925年底，由于邓小平从事共产主义运动，受到法国警方追捕而辗转奔走，就无法与家人联系了，及至莫斯科，与家里“简直没有通信了”。1927年回国后从事地下工作，几次与叛徒、国民党追捕队擦肩而过，邓小平养成了把事情记在脑子里、不随便留下字条的习惯。在严峻的革命形势下，他不再使用本名“邓希贤”，而是改名“邓小平”，自然也不能再与家人联系。早年邓小平的家书也因为时间迁移、战乱频仍，都没有保存下来。
与子女：“我们从小到大从未见过父亲写信”
“文革”期间，即使一家人天各一方，甚至下落不明，邓小平也没给子女写过家书，以至于他们说：我们从小到大从未见过父亲写信。鲜为人知的是，他写过十多封为子女求助的信。
有的信是为孩子们的生活操心。大女儿邓林出生在抗日战争时期，从小营养不良，老生病，当时还没有结婚。邓小平做了长期在江西生活的打算，因此提出让邓林离父母近一些，以便照顾她。在给中央写信汇报情况的时候，邓小平说：邓林即将毕业，希望将她分配到靠我们近些的地方工作（1970年2月9日的信）。
最令邓小平牵挂的是大儿子邓朴方，为此他写了好几封信。“文革”初，邓朴方被造反派迫害致残，此后一直没有得到合适的治疗。邓小平十分担心，他写信请求中央能让自己照顾儿子，说：“我们做父母的，在情感上不能丢下不理。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，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，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。”（1971年2月3日的信）此时邓小平已接近70高龄，卓琳也快60岁了，照顾一个瘫痪的儿子其艰难可想而知，但他仍然坚定地请求“把邓朴方送来南昌”。
当年邓小平写下这些信，子女们并不知情。2004年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时，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展出了部分信件，邓朴方才第一次看到真迹，他久久停留在信件前没有离开。后来他充满深情地说：“可怜天下父母心啊。”
是啊，还有什么能比“父母心”更能概括邓小平的这些家书呢？
指导老师：施 云
初审：陆 玲、李传国
终审：杨 全
编辑：徐晶晶